第十八章　　濰縣集中營（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 　　雷鳴遠神父死後，我計畫到重慶去接替他在軍隊裡的工作。但是我等候得時間過久，終於有一天被日 本軍隊把我捉去。珍珠港事變後，日本人便開始拘捕在中國的外國人，但直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他們才來 到教會把我送到一個集中營裡面。他們只允許我隨身帶些東西和十本書。我包起幾件衣服，四本每日祈禱 書、一本中國字典和五本中國古書。 　　我坐著軍車由警察押解到定縣，然後又搭上一列從太原開來的專車。這是一列搭載山西及河北南部「 外國敵人」的車輛。車開得很慢，沿路還解上其他的俘虜，經過一整天的工夫到了北平。 　　日本占領北平已有五年，但和西方國家才宣戰十五個月，這乃是他們作反外宣傳的絕好機會。我從車 窗看去，許多日本攝影員正在站臺上拿著照像機東跑西跑地拍照，還有些用電影攝片機攝取北平外國人扛 運自己行李的鏡頭。每個人都帶著行李，提包，有些女人還推著小車。停車的時間很長，以期使攝影員多 費幾百尺膠片，向中國人顯示日本人的勢力，並使這些白種人「丟面子」。有些中國的阿媽，當要和她們 從小照顧起的外國孩子分離時，竟止不住的啜泣，孩子的爸爸媽媽也只好忍著心從他們可愛的中國媬姆懷 中，把孩子接過。 　　我們看著站臺上這一幕幕的戲劇，悲痛而驚駭；我們曉得我們換車的時間到了。果然不出所料，我們 隨即被驅下去，換乘兩節開往天津的車輛。到天津又換車一次。其實換車是不必要的，這只是為了做給中 國人看，並且故意給我們添麻煩。 　　到了天津，又搭上一批外國人，然後向南開往濟南，再換車，又是一些人來站臺拍電影，隨後又走了 一整天抵達濰縣。濰縣在濟南和青島中間，美國在中國的最大長老會便設在這理。長老會地址距濰縣城兩 哩半路，有許多美麗的建築物，一所醫院和一個學校。美國最著名的出版商魯斯，便生在這個教會裡面。 　　當我們從濰縣車站搭上卡車時，，我便猜想到我們的目的地，因為我很熟悉這裡的長老會，我曉得它 的大小設備正好是一個理想的集中營。除此，長老會四週還有很高的磚牆，自然提高虍做為監獄的價值。 日本人只須在牆頭上添設幾個哨兵監視臺便可以了。後來他們在磚牆四週掘起極深的溝，並在外面圈起電 網。 　　我們在薄暮中走進監獄的幾層大門，誰都不曉得那天能再走出來，直到盟軍勝利將我們救出之前，這 裡一直就是我們的家。我們不曉得什麼時候獲釋，但我們都確信有這一天。 　　我們一共有一千七百名被禁，其中一千英國人，三百美國人，其餘四百人是比利時人，荷蘭人，挪威 人，及若干南美人。有的是全家老少，也有單身男女。也有像我這樣的神父，此外還有些法籣克教士，那 穌會教士和瑪麗諾爾的教士。 　　這些散居在華北和華中各地的外籍人士，多年來總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他們住著舒適的大房子或宿 舍，雇用著訓練有素的中國佣人，又忠誠，又可靠。每天坐著黃包車或汽車上下班。家裡的孩子有媬姆代 為照顧，公事房的零星瑣事，有買辦代為安排。現在的生活卻完全變了。 　　日本人的組織是極端可怕的。我們必須從被投進的混亂中製造出秩序。 　　人都是能適應環境而有機智的，我們這一批人也不會例外。一千七百人組成一個小城市。領袖從眾人 中出現了，有技巧的人開始組織起伙食團，一切都安排得整潔而有秩序。 　　所有日本人在中國及亞洲各地控制的地區，如上海，馬尼剌及荷屬東印度群島，被拘的外國人都有同 樣的行動。所有男女老幼都在用嚐試錯誤法來學習如何適存。 　　起初我們覺得非常困難，因為大家都不曉得怎樣做，但是我們慢慢地適應了環境，我們成立起委員會 ，開始合諧地工作來謀求自己福利。 　　我比其他一般人都能適應這種環境，因為我過慣貧苦的生活，並且習於勞苦的操作和戶內工作。實際 說來，我在集中營住著反倒比外面更為舒適。在安國我們每星期只吃兩次麵包，在這裡我們卻每天有麵包 吃。在安國時從來沒吃夠麵包，到了集中營後，我立刻志願地作廚房工作，這種情形在日後回想起來還很 覺可笑。我從來不會烤麵包，其他的外國人都是受人伺候慣了，也都不懂廚房的工作。 　　我們必須一面做一面學，於是有許多錯誤發生。進集中營不久的一天，我在湯裡放上一大把鹽，我深 恐沒有人能喝得下去。但每個人都喝得津津有味，因為我們沒有旁的東西可吃。有時候麵包烤焦，有時候 湯調得太稀。但是我們必須這樣吃下去，否則便要餓肚皮，每個到廚房工作的人，慢慢都學會了用配到的 東西弄出些可口的食品。 　　日本人配給的食物，不合胃口，特別是母親們為孩子們頭疼。他們曉得，如果他們能和中國人取到某 種聯繫後，他們便可以從附近村莊裡弄到些雞蛋或其他食品。我想方法和集中營裡的中國工人拉擺，並詳 細計畫一切。 　　有五位天主教士所住的房間，恰好靠近圍牆，這是做黑市生意的很好地點。其中有一位神父叫斯坎蘭 ，願意作走私食品的首領。斯坎蘭是澳洲人，原籍愛爾蘭，禿頭頂，紅頭髮，講話柔和而緩慢，一舉一動 都有尺寸。但他的意志卻堅強果斷，因此集中營人便選他為首。 　　負責在集中營外面聯絡走私雞蛋工作的是一位康太太（中國基督教徒），也是一位心細贍壯的人。 　　五位天主教士所住的房間，靠近一條洩水的水溝。水溝從地下通到集中營外面，出口地方用鐵欄擋住 。斯坎蘭便利用這條水溝做為走私雞蛋香煙和食品的孔道。他盡量爬到水溝的盡端，康太太或她的小孩子 從外面隔著鐵欄把雞蛋或小包遞進。我時常跑去幫忙，特別是當大批貨品遞進的時候。作這件事經常是在 夜間──黑暗裡摸索著做。 　　斯坎蘭自己有一份帳簿，他稱它是「受神救而獲永生者的名冊。」他在上面記載下交易的月日，數量 和種類及價格，直好像他在悉尼或馬爾布恩做商店老板似的。 　　我們經常保持收買到大量的雞蛋，許多中國人經常供給我們。我們把雞蛋放在衣袋裡，小心翼翼地轉 送到各處。集中營裡買雞蛋的人多得很，我們在廚房裡炸雞蛋的時候必須排起隊來，最希怪的是日本衛兵 最初竟不曉得雞蛋不是我們主食中的物品，後來有一天被他們發覺了，於是開始搜查黑市。那時集中營裡 的人幾乎都在買黑市雞蛋，鄉村裡大膽的人，有的竟爬牆過來賣雞蛋。 　　斯坎蘭神父好像是獲到神的特別意旨，因為他好像曉得什麼時候越牆走私最安全，什麼時候應該停止 。一天晚上，他把所有雞蛋都移到我們的房間裡，並且在當晚停止買賣。他曉得日本人已經發覺他是走私 首腦，因此他必須特別注意。 　　又有一天晚上，他溜到牆角和一個爬牆過來的中國人商談生意。當他們正在秘密耳語的時候，斯坎蘭 忽然聽到腳步的聲音，他曉得是有衛兵走近。他剛剛把那中國人扶過牆頭，日本人的電筒已經照在他的身 上。 　　那是昏黑的晚上，斯坎蘭卻把聖經從手裡攤開誦讀。 　　「你跑出房門到這裡來做什麼？」衛兵問道。 　　「我正在讀我的祈禱文。」斯坎蘭恭謹地說。 　　日本衛兵自然覺得可笑，因為誰都不能在黑暗中讀書。 　　斯坎蘭還有辯詞。他說，他開始讀祈禱文的時候，天還沒有黑，他便一直讀下去，因為他能背誦下書 裡的所有文詞。 　　這種解釋自然無法使這位衛兵相信，於是斯坎蘭神父被關了半個月禁閉0 　　斯坎蘭被禁閉的地方是教堂裡面最好的一區，是以前這裡的教師和醫生的住宅。現在這裡不准「外國 敵人」走進，因為日本軍官住在這裡，他們的辦公處也設在這裡。 　　斯坎蘭被關禁閉的消息，立刻傳遍集中營，這時斯坎蘭成為大家心目中最可愛的人物。所有母親們都 想起他曾經從水溝裡替孩子們弄到雞蛋，輪流在夜間替他做餅和點心。讓孩子們藏在身上，偷偷爬過衛兵 線，走入禁區，遞給斯坎蘭。斯坎蘭禁閉到一個星期的時候，體重增加了，但是苦思其他難友。他很快地 想出了一個主意。 　　到了中夜，日本軍官在熟睡中被一陣清脆高吭的歌聲驚醒。那是斯坎蘭用拉丁文祈禱的聲音： 　　「主啊，請來救我。主啊，請快來救我。」 　　日本軍官最初並沒過去看他，他們只是靜聽。 　　漸漸歌聲愈加高昂沈重了。 　　「主啊，我的希望寄託在你的裡面，」 　　「我永遠不會被欺騙。」 　　一小時過去了，這些日本軍官無法安眠。最初他們認為這外國人是一時的神經錯亂，但一小時後音調 毫不降低而愈形尖銳，他們便派副官和傳令兵過來詢問情由。 　　斯坎蘭裝出一本正經的面孔。 　　「我必須這樣做」，他說，因為每個天主教神父都須每天祈禱。其實他也可以選擇其他時間作祈禱， 也可以在心中默禱，但是他沒有講。 　　日本人有迷信思想，不敢干涉宗教行為，當衛兵返回報告時，他們都聳聳肩沒講什麼。 　　當夜斯坎蘭的祈禱又繼續了有一小時，以後總是每到中夜便開始祈禱，這樣一直鬧了一個星期。日本 軍官被吵得一星期不得好睡，便在第八天上把他放出，返回集中營。 　　斯坎蘭被釋的消息立刻傳遍集中營，史特朗准將集合起他的二十多名救世軍，整隊歡迎。當日本人把 斯坎蘭領進集中營區後，救世軍的大隊便把他擁在前面，隨著是一群高呼歡笑的孩子們；集中營裡的人們 也都右入隊伍，繞營遊行，一時鑼鼓喧天，喊聲震耳。歡呼聲溢滿營內的每個角落，斯坎蘭神父笑容可掬 地向朋友們點頭，直像是一個戰勝歸來的英雄──實際他真是如此。 　　日本人感到窘困了，但除去制止遊行外也沒有其他方法，集中營的人們總算是洩了一口怨氣。第二天 ，日木人出了一張告示，不得警官允許時，不准作任何集會。 　　我們盡力設法在這個孤絕的社會中使一切事都安排得很妥當。我們最初和外面世界完全隔斷，我們無 法獲知戰爭的情形，也不曉得我們勝負如何。日本人允許我們寫信檢查後付郵。但對寫信有許多限制，每 ，由他們代發。這種規定使我們無法滿意，後來我們又曉得日本人竟把這種一無內容的書信扣留一年後才 寄出，於是全營人士更為震憤。 　　我們有幾個人聚在一起研討對付這種限制的對策，我想起了一個保証生效的辦法。通過我們在集中營 外的黑市場友人，我買到一些中國式信封，用中國字寫給與我共同參與計畫的營內俘虜的若干中國友人。 這些中國人在國內各大城市有許多德國和義大利的朋友，他們不曾成為日本人的俘虜。 　　我們現在在集中營外面有了可靠的收信人，他們一直可以收到我們的信件，或替我們轉郵信件；但是 我們還須保証這些從集中營裡發出的信能夠安然的走出集中營並通過日本人所控制的中國郵政局。按當時 規定，每封信上都須寫明發信人的住址。這件事使我傷了一個時期的腦筋，幸而不久竟被我發現一批日本 人所丟掉的醫院存卷，上面登記著以前來醫院就診的當地人名和住址。這樣便解決了問題。我把這些人的 姓名和住址寫在中國式的信封上，經常改變使用的人名，並秘密地記錄下來。 　　我把託人代轉的信寫好後，封在信封裡，繫在一塊磚頭上，並附上郵資，隔牆投出，由外面等候的中 國人拾起。他把信封貼上郵票，寄給其他可靠的朋友然後分郵各地，我們永遠不利用濰縣的郵政局但我們 的信卻能安然地寄到北平，天津，青島和上海各地。我們開始接到回信。並獲到各項新聞。 　　我們和營外中國人的來往愈形頻繁，牆頭上來往的信件也越多，最後日本人在壕溝外面圍起電線，阻 止這種非法的活動。但是我們隨即利用每天早晨到營裡做工的苦力，克服這種阻礙。 　　只有中國的苦力被允許到營裡來做工。這些苦力是清道夫和糞夫，每天到營裡來挑髒水清除糞便。我 便自動請求做「衛生巡查隊隊長」的職務，照料全營各地廁所，那樣我可以保持和糞夫們的接觸。這些苦 力在走進時照例要受搜查，但當走出時肩上卻背著臭氣沖天的糞桶，這時日兵門岡便遠遠讓開不加搜查。 我看了很多日子都是這樣，於是我把書信打成小包交給糞夫，揣在懷裡帶到外面。 　　但過了一個時期，日本人漸漸懷疑這些糞夫了，每天出入都要加以搜查。我必須再想別的主意。我把 信捲緊，放在小錫盒裡，盒裡空隙處裝滿沙土，外面再封上口。那時我們集中營裡正好有一個小工廠作些 零星修理工作，銲一個小錫盒是極方便的事。我把銲好的錫盒投進糞桶裡。交糞夫背出去。 　　這樣又做了很長時間，後來日本人又起疑心了，每當糞夫背著糞桶出門時，必須停下來由一位日本兵 拿著長棍在糞桶裡攪撈一下。他們在執行這種污穢的工作時，總是戴起紗布面具，神態非常可笑。但是我 又須想別的方法寄信了。 　　我回到紐約後，曾經有若干次到第八街的郵政總局，我每次注意到門前的郵局人員奉行箴言（這大概 是每個美國人都曉得的）：「不管下雪下雨，不管暑夏或黑夜，都不能阻止郵差迅速投遞郵件。」每次我 走上郵局門前的臺階看到這句箴言時，我便想到在濰縣兩年多的期間，我們投遞的信件從沒有一次被破獲 。日本人在聽到一些風聲時便會發生懷疑，但是我們總能走到他們前面一步。我們總算很幸運，但我永遠 不把我的方法告訴任何人知道。工廠裡替我銲錫盒的同營難友曉得我是寄信，但他也不曉得如何把信件帶 出集中營。 　　所有方法都運用得很好，我一直用到日本人投降。 　　每星期六日，濰縣郵局總有一位郵差到集中營裡來送信。最初一次總帶來幾袋信，後來限制加緊，袋 數也越來越少。一個郵差每週騎著腳踏車帶來一小袋信和報紙。 　　郵差在門前下車，照例受澈底搜查，然後由一個衛乒帶著他到集中營監督室。郵差推著車子，衛兵跟 在旁邊。到了監督室後。郵差取下他的信袋，再在衛兵尾隨下把信送到集中營各處。 　　我看到日本兵最注意中國信差，但從不注意他的車子。我又看到車樑下面掛著一個小的帆布袋。信差 在送完信走出監督室時，便把空信袋投在這帆布袋裡，我猜想著這帆布袋也是用來裝本地信件的。 　　我連續著察看了幾星期，永遠是這種情形。有一個星期六趁郵差和衛兵在監督室的時候，我悄悄走到 腳踏車前，把幾封信放在帆布袋裡。然後走開，遠遠站在一旁靜觀動靜。 　　郵差和衛兵走出來了。他把空信袋疊起放進大樑下面的帆布袋，他看到我放在裡面的幾封信和上面的 一塊美鈔。 　　他看了又看，面帶驚異地又向四下尋找。我急忙走到他眼光看到的方向，雙手抱拳表示拜託。他立刻 明瞭我的意思，把空袋放在帆布袋上面，然後和衛兵一齊走出。 　　以後我們在集中營裡的十八個月期間，我一直在使用這方法。每星期我只拿出一塊錢，任何人都願意 接受它而提供寶貴的服務。郵差雖然換得很多，但是我們的信總能帶出去。因為第一個信差會把這件事告 訴下一班的信差。不論下雪下雨，暑夏或黑夜，甚至是日本人，都不曾阻止住信件的迅速送達。 　　在遞信方面，我們既然獲到成功，很自然地我們又計畫到怎樣逃出。 　　難友中有一位英國人蒂甫頓，戰前曾在英美煙草公司服務。蒂甫頓認識該公司在濰縣的經銷商，但是 他們卻怕日本人，無法協助。隨後由營中美國一位法蘭克教友的關係，我和周村的一位愛爾蘭教士取得聯 絡。周村離濰縣一百英里，但不久我們就和他取得經常的密切聯繫。他有一架收音機，他把所有收到的新 聞記下加以整理，然後交給他的中國僕人，搭火車到濰縣，走到集中營牆外，在約定的時間扔過牆來。 　　我們把新聞到處傳閱，極受歡迎，因為我們自從到集中營後，只能偶然看到北平時報（英文版），那 自然全是為日本人宣傅的。 　　蒂甫頓和我在此時開始搜集外面的情形，並設法安排逃走的方法。漸漸我們搜集到鄰近各地的地圖和 詳清，敵軍的駐防地和共產黨軍隊的駐防地。我們又調查出附近有國軍的游擊隊，並經由忠實朋友糞夫的 聯絡與他們取得接觸。這自然要費很多時間，因為這些苦力每月要換，裡面有國民黨人員，共產黨人員， 也有親日的中國人。 　　在這些苦力裡面，我永遠能找到一個靠得住的朋友。到了換班的期間，他總把薪人的情形逐一向我說 明，並向我介紹一個靠得住的幫手。我的「辦公處」就是廚房旁邊的廁所，地點很僻靜我們可以關起門來 在裡面談話，擬定計畫，交換情報。 　　我們雖然和國軍游擊隊取得聯絡，但還費很長時期才能加入他們的活動。我們用一年的工夫作逃走的 計畫，並擬出詳細的準備步驟。準備步驟中有三項因素必須確獲保証。 　　第一，逃跑的夜間，在翻過牆以後的一小時內必須夜色黑暗，但在一小時後月亮必須照耀出來以便走 路。 　　第二，是日本衛兵問題。集中營裡的日本衛兵共分三隊，輪流值班，每隊值勤時間是一晝夜，因為時 間太長，有時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嚴密警覺。 　　我們必須考察這三隊衛兵的情形，經過一段時間我們發現有兩隊衛兵特別嚴格認真，另一隊衛兵比較 馬虎。他們在走上監視臺以後，總是在一小時以後便偷偷走下來吃杯茶抽支煙休息一下。我們記清這種情 形，準備在他們值班的黑夜裡逃走，然後再在適當時間後趕上出月亮。 　　第三是國軍游擊隊必須能夠安全地移到一個約定地點等候，這地點距離集中營二英里，是一塊墓地， 有茂密的松林。 　　我們費了一年的計畫時期。最後終於一切俱備了。日期訂妥游擊隊通知我們在墓地裡等候，然後把我 們領到他們的基地。我們深信在次日集中營點名前我們可以抵達游擊隊基地。萬事都妥當了，蒂甫頓和我 準備出逃。 　　　集中營管理委員會的三位難友曉得我們要越牆出逃，同時我對魯斯佛（一位美國法蘭克教會教友） 也很相信。他一直為了這件事心神不安，終於在最後和我談起這件事。我因為多少日來一直忙於安排出逃 步驟，始終沒和他詳細討論。但到了預定的那天，他勸我不要逃走以免牽連營內的無辜人士。他語意誠摯 使我無法不接受他的意見。但在另一方面，我又無權阻止蒂甫頓出逃，也不徙阻止他和另一人同走：這時 一位青年自告奮勇地願與蒂甫頓同行。這人是何麥爾，戰前一直左北平輔仁中學當教員。我把我的中國衣 服送給他們，幫助他們越過牆，然後走回來替他們祝福。他們確是越過牆了，但他們還須偷過電網，以後 才能安然就途。他們準備穿過一個日兵監視臺。所有監視臺出入口地方的電網都是特殊裝設的，可以使衛 兵們出入無阻。當衛兵不在岡位的時候一他們就可以安然通過，因此我們事前先調查好衛兵隊的勤惰情形 ，正好乘那些衛兵溜走喝茶抽姻的時候使他們出逃。 　　蒂甫頓和何麥爾答應我們，只要出逃成功加入淤擊隊後，便擬好密碼給我們送來，以便彼此取到聯絡 。當我在黑暗中和他們告別時，我們決定了一句密語準備日後用這句密語，和送密碼的苦工聯繫。 　　當魏特，朱羅義和我幫助蒂甫頓和何麥爾越過牆後，聽到他們在牆外的腳步聲時，心情是極端焦灼緊 張。像這樣的事情，我以前和中國人談黑市生意或其他事項時，曾經做過多少次。還有一次我曾經和蒂甫 頓竟在白晝間乘衛兵不在的時間穿過監視臺，但這次情形郤不同了。我在黑暗中靜靜地側耳聽去，我聽過 他們躡手躡足的聲音漸漸消逝，以後再沒有聽到別的聲音──沒有日兵的厲聲呵止聲：感謝上帝，也沒有 槍聲打破沈寂的空氣。 　　暗黑的時刻過去了，月亮昇在天空，我精神不禁為之一振；我曉得蒂甫頓和何麥爾已經向游擊隊基地 出發了。 　　第二天點名的時候，日本人沒有發現異狀，但是麥克拉倫報告出他們的失蹤。我們在事先已經安排好 這點計畫，以期避免旁人牽連受罪。因為只有我們幾個人參與這項計畫，其他人聽到時自然會大吃一驚， 這項預謀行動便被掩飾得天衣無縫。日本人隨即認為這兩個人是逃亡了。營裡的騷擾立刻歸於沉靜。 　　我自然是放心不下，我每天在苦力們的面前念著暗語，但好像還沒有任何人給我帶來什麼消息。兩三 個月過去了。有一天，當我念出暗語「五十六」的時候，一個新苦力側身走到我的面前，小聲告訴我說， 他給我帶來些東西。當我們走進我的「辦公處」後，他從褲子夾絮中抽出一小捲紙。 　　我當時興奮得難以形容，因為我首次証實他們已經安然逃走，現在我們可以和他們傳遞消息，並可以 通過他們與國民政府取得聯絡。我現在又有了兩位知己的朋友，麥克拉倫和霍巴特，我們三個人共同研究 著發出第一封密碼信件。我們把信打在從舊手帕撕下的一塊白綢子上面，使那位苦力能夠很容易地藏在袖 口裡。 　　我們寫的是，「告訴我們最近的消息。」現在我們有兩個人獲到自由了，我們能夠來往通消息，使我 們的監禁生活不太感受難忍了。蒂甫頓和何麥爾在山東半島的游擊隊裡面，我們地下通訊的系統建立得很 好，不久便接到了回信。他們已經和重慶取得無線電訊聯絡，報告我們戰爭的進展。戰局現在已經扭轉， 我方日趨有利地位。 　　最希怪的我們竟從集中營裡──而不是外面──曉得了戰事對日本人的不利。有一天，日本人押進一 批義大利俘虜。他們因為反對法西斯反對莫索里尼而被捕。日本人把他們和我們分別拘留，放在正門旁的 房子裡，因為日本人認為他們雖然在情緒上與英美人相合，但放在一起他難免起紏紛。新來的人裡面，有 一位叫哲瓦西，太太是比利時人。我們自然很快地成為朋友，從他那裡我們聽到有一個日本衛兵常在他們 門前轉來轉去，抱怨戰爭，並且聲稱極端厭戰。 　　他和另兩名集中營衛兵是兩位極年青而有理想的人，他們受到日本軍閥宣傳的煽動，參加了這場「偉 大的聖戰」。他們在馬來半島上作戰受傷，這次的經驗使他們完全覺醒。他們愈來愈反對戰爭，當我在營 裡遇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變成狂熱的和平主義者，強烈地反對戰爭一如他們離國時的強烈支持戰爭。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不難把他們爭取過來，他們雖然是日本軍人，在軍事命令下執行他們的衛兵職務，但 卻毫不熱心職守，而在各方面對我們予以協助。他們開始告訴我們一切消息，我自然也像哲瓦西一樣地鼓 勵他們。這樣，我曉得了戰事對他們不利，目前日本人正計畫遷移太平洋各地的集中營。菲律賓的集中營 將要移到香港或日本；香港集中營移到上海；上海集中營移到北平；北平集中營移到瀋陽。軍人俘虜和平 民俘虜自然都在遷移之例；這種跳躍移轉的計畫目的在於爭時間，儘量多保持著俘虜以作為談判的地步。 　　因為我們包括在北平的範圍裡，我們難免被移到瀋陽。我曉得我們如果真被遷移後，一切情形便將更 形困難，特別是婦女更感痛苦，因為瀋陽終年嚴寒，冬季更為肅殺難堪。我覺得我們必須採取些措施；我 向委員會提出密報，他們也覺得如此。我們立刻和游擊隊做緊急聯絡，並且問他們轟炸膠濟路要用多長的 準備時間，這條鐵路是我們向外遷移時必須經行的。回信很快收到了，使我們非常高興。他們只要在獲到 通知一天後便能採取行動。這樣我們曉得不會遷動了，大家才安下心來。 　　我們經常收到的不僅是書信，還有醫藥用品，這些醫藥是由重慶裝飛機越過敵人占領區，用降落傘投 給山東半島游擊隊的。游擊隊把藥品打成小包，交給濰縣天主教會的張神父。再傳信給瑞士駐青島領事兼 紅十字會代表艾格爾。艾格爾每個月來集中營一次，發放紅十字會的「慰勞包裹」，順便把藥遞給我們。 有些都是新藥──例如硫製劑──集中營裡的醫師都沒有聽到過，不曉得怎樣使用。我們只好再用密碼信 轉向重慶方面請示。 　　日本人曉得我們已經和外面有些聯絡。他們對苦力的搜查愈為嚴格，苦力們也越發擔心害怕。日本人 特別指派衛兵監視每個苦力。我們曉得戰事失利使日本人更加提防，同時也更加害怕。 　　漸漸地我們無法再用綢布紙張交苦力帶出轉給游擊隊了。我們又須想些新的方法以維持我們的「交通 線」。我在廁所牆上挖了幾個形狀地位都不規律的小洞，除非你曉得這些小洞的地方，否則旁人不會把它 們找到。我們在絲布帶上打好密碼信，用口香糖包紙裹。好放在小洞裡紅十字會每月給我們送來「慰勞包 裹」，由艾格爾分發到集中營，但都被日本人扣留，只發給我們一包。我把所有包裝紙都保存起來，相信 以後會有用處，現在是利用的時候了。 　　每當我有信件傳遞時，我只須把藏信的廁所號數告訴部位遞信苦力。苦力們每天總是早晨九點鐘上班 ，走進正門後先到衛兵室受檢查。然後整隊走進集中營。我永遠和其他幾個人等在大門裡面，裝做欣賞早 景。當苦力們排隊走進作工時，我便迎面走來，嘴裡哼著小調。這是中國工人所唱的標準小調，我可以在 裡面行進一個數字。這就是我對那苦力的暗號。他只須按照廁所的號數在石灰牆的小洞裡把那槐捲好的口 香糖包紙拿出。他把包紙揣在懷裡，等到快走出大門的時候放進口中。如果日本人為了其種原因命令他開 嘴的時候，他已經準備好把那塊包紙和絲布帶一起嚥在肚裡。 　　當苦力給我帶進信的時候，他也把信放在嘴裡。照預定的計畫，當苦力們早晨走進大門的時候，我總 是在大們附近散步。我們規定好一個暗號，帶著信件的苦力，用抬頭和低頭來表示。然後我便跟在後面。 沒有信件時便把頭搖一搖。我利用中國人吐痰的習慣來掩飾他們的動作，帶信的苦力頻頻向地上吐痰，只 是使日本人覺得這個人的壞毛病太大而不疑其他。到了適當的機會他便把那封信隨痰吐出，隨後我便上前 檢起。 　　現在想起來，還很覺可笑，所有戰爭消息竟是在這種方式下走進濰縣集中營的。更可笑的是當我譯出 密碼後，我就把新聞貼在廁所裡的牆上供大家閱讀，但不久我們便停止了這種辦法，因為人多廁所少，有 時人們貪讀新聞，在廁所裡蹲得時間太長，漸漸生了怨言。隨後我又改貼到洗澡房裡，但貪讀新聞的人， 常阻止住婦女們洗衣服，我只好再放棄這個方。最後我採取了口傳的方式，但是這時我又聽到營內有兩 三個外國人為要獲到一點好處已經做了日本人的眼線。為了要打擊他們的詭計，我開始傳布些漫無根據的 謠言──諸如日本天皇被刺、日本在某一次戰役中死了二十萬人等──同時把真實消息加進去。有識見的 人自然能辦別真假。 　　我們到了濰縣好久，始終不曾和共產黨有任何接觸，對我這個曾經和共產黨打過六七年交道的人而說 ，更為難得。但我隨即發覺到在苦力裡面有中共工作人員，他們開始帶進共產黨宣傳品。日本人很快地也 查出共產黨的宣傳，他們把所有苦工加以懲罰，另換了一批新苦力。而共產黨也就停止向營內偷帶宣傳 品。 　　但是有一天，一位不認識中國字的人接到一封致集中營全體人的信件。這封信由一位苦力遞過，署名 人是「冀魯陝豫中共政府」總司令。如果這封信是由郵局寄發，日本人自然便把它焚燬了。收到信的人把 信拿給麥克拉倫，他也不認識中國字便找我來做翻譯。 　　這是一封中共的宣傳信，充滿客氣的文字，並對我們在集中營裡的受難，表示同情。他們說，他們和 我們共同具有反抗帝國主義的決心，並擬好拯救我們的計畫。他們建議我們在夜間從營內暴動，他們從外 面接應。那樣便可以把我們都救到延安，而不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 　　麥克拉倫把這封翻譯的信讀給我們的行政委員會聽，他們都不太興奮。這封信實在有些問題。委員會 人員都不願觸怒活動在集中營周圍的共產黨，他們也不願意發動暴動。如果暴動失敗，集中營裡的每個人 都要受苦，如果暴動及接應成功，撤到延安，我們的苦難更要加重。最後經過長時間的縝密商討，我們答 覆了共產黨一封信，感謝他們對我們的善意和關懷，並解釋著說，集中營裡的一千七百多人，只有三百人 能夠行軍，我們覺得還是以不動為妙。我們又說，我們已經曉得戰局順利，深信不久即可獲釋，因此最好 還是等在這裡。我們把這封信還交給原來給共產黨傳信的苦力帶出。我和國軍游擊隊的若干次通信中，總 避免和這個苦力來往，現在我又覺得我看得不錯。 　　我相信共產黨的這封書信，等於告訴我們戰爭結束的日子較我們想像的期間還要接近；到了八月十一 日，我們接到蒂甫頓和何麥爾的信，告訴我們日本快要投降了，並請我們從事準備。他們並且問我們是否 願意由國軍立即接管。我們立即答覆說，我們已經決定由美軍來釋放我們，因為戰爭就要結束了。 　　美國兵很快地便來釋放我們了。日本投降後不到二十四小時，我們便聽到了消息。十四日那天，空氣 便有些騷動。每個人都意識到有重大事件發生，但是我們還都怕講出「勝利」二字。整日夜大家都在興奮 緊張中，十五日早晨，由日本軍官垂頭喪氣的神態中，我們確勿地曉得戰爭是結束了，他們打敗了。 　　突然間在清朗的半空中，一架美國的B-25型轟炸機飛翔在集中營上面。飛機飛得很低，在機身旁側我 們看見「飛行天使」幾個大字，這實在是再好不過的一個名詞。所有集中營的人都開始唱起「上帝保佑美 國」，飛機盤旋在集中營上空幾次，全營人都跑出廣場，歡呼，唱歌，揮手。飛行天使高飛上去，隨即下 降，我們算著是我們的救星要下來了。當降落傘張開後，全營人都歡呼起來，手舞足蹈，快活得近似瘋狂 。人們喊叫著，彼此擁抱接吻，敲著脊背，一窩蜂似地湧向大門去歡迎這些飛將軍。 　　日本衛兵還在那裡站岡，但是他們沒有阻止我們，男女老幼都像潮水似的衝出大門，嘗受到兩年半來 的第一次自由空氣。 　　降落傘部隊已經落到枚黍田裡，枚黍莖很高，擋住視線，我們必須走進去把他們找到領出來。我們快 活地高聲喊著，「你們在那裡？」和「這裡，向這旁走」，最後都把他們找到了。隊長是一位少校，叫斯 塔吉爾。他恐怕日本人抵抗，帶來了武器，但是我們向他保証不會如此。 　　斯塔吉爾被幾個人舉到肩頭上，一直抬進集中營。日本人連連向他鞠躬行禮表示恭順。斯塔吉爾在幾 佰人的肩頭上還禮玫答，舉著斯塔吉爾的那幾個人，在幾分鐘前還是日本人所看不起的敵人，他們現在又 成為自由人了。他們雖勝而不驕，仍約束著保持運動員精神，只是高興地看到權勢又從昔日敵人手裡轉移 到他們的手裡了。 　　當少校等候日本軍官集合的時候，一位老婦人跑過去在他手上吻了一下。他滿臉通紅起來，但仍耐著 性接受她的盛意而不把手奪開。當日本衛兵向他深深鞠躬的時候，他幾乎要跑進辦公室去。日本集中營監 督把刀放在桌上，斯塔吉爾接受了他的投降。現在我們自由了，完全自由了，一陣震耳的歡呼聲響澈雲霄 。各國的國歌都唱了起來，八月的空氣中，充滿了歡悅的聲浪。 　　同時，斯塔吉爾少校和日本監督商討如何接管集中營的事務。當我們看到這幾位年青有為的降落傘兵 擔負起他們的職務時，心中異常興奮動。他們都充滿活力，他們已經把他們的生氣和氣魄灌輸到我們這些 孱弱的人們的體內了。 　　第二天，又有許多飛機飛到，琉球空軍基地的B-29型飛機由降落傘投下許多補給物資。隨後我因貝格 上校也從一個中國基地趕到，負責照料集中營人士從火車及飛機的遣送，這工作一直繼續了兩個月。我是 最後一批離開的，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飛往北平。